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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ison Watch

5G年代,為何還要寫信? / 陳惠敏



監所關注小組在去(2020)年11月中,開始了一個全新的嘗試——「培力自己,陪伴人們:穿越高牆,通信計畫」。我們在台北及台中舉辦了四場的培力課程,來了將近50位的朋友參加,並在培訓課程後加入通信行列。12月初,我們將「穿越高牆,我們同在一起」通信計畫正式送到各監所,邀請各監所協助向同學(收容人)們宣傳。12月中以後,我們開始收到來自監所內同學們「我要交筆友」的第一封自我介紹的來信。一路到3月29日為止,我們共有128位寫信志工、429位監所同學們參與計畫,目前已有197組開

始互相通信,共寄出了557封信,收到434封回信。最多的一組通信,已往返13次之多,每次信件都是滿滿的5頁以上手寫信紙。同時,我們也第一次前進到高中校園,在與公民老師合作之下將寫信計畫正式納入公民課程的一部分,並有47位高中同學報名培訓,即將於段考後開始通信。


如此大規模地、非針對救援專案的當事人的專案計畫,這在台灣監獄史上來說,是前所未有的一項嘗試。我們身處在追求飆速吃到飽的5G年代,為何還要寫信呢?有許多的朋友應該心中會升起這樣的疑問吧?這可能首先就得回到監所現場——一個不折不扣去除個別獨特性的全控機構。


對一般人來說,寫信可能是一件既簡單又不易的矛盾行為吧。簡單是因為只要心情準備好,運用手指或找到紙筆,就能隨時進行。不易的,可能就是那個準備好的「心情」。畢竟在飆速年代,透過各種即時無時差通訊,毫無秒差。如何去進行一封可能要延遲許久才會被收到,被回覆,或甚至不被回覆的信件,最需要準備的,真的很可能就是心情啊!


在監所內的收容人更是。他們可不是說寫就能寫的,監所的管制區內,都裝設了屏蔽數位訊號的設備,所有一切的一切,都回到生活最原初的面貌。用原子筆(有時還規定不能有可能傷人的硬筆管外殼,只能用裡面那根軟軟細長的軟筆管,連握筆都困難地寫著,也因此偶爾我們會收到看來字跡歪斜的信件),拿著十行紙,不成文地各監規定著,2張、3張、或幾張。寄信也沒有想像中的容易,一切都隨著你的累進處遇級數來決定。最低的四級只能收信不能寫信,慢慢地往前進階,三級、二級、一級,才能慢慢地從可以寫信給三親等、寫信給朋友,一週一次、一週兩次……。


因此,當監所內的同學們將他們的信期特意留下一封給小組的寫信志工,這種心意和慎重,就值得我們好好看待。


和自己不同的人相處,是社會生活裡的重要一環。然而,隨著年齡、學業、職業、資歷的日益增長積累,我們會相處的對象,往往是同質性愈來愈高,或一般所說的同溫層。和自己相仿的人,做著相仿的事情,用相仿的價值觀存在著,這使得混類接觸幾乎愈來愈不可能,也會同時降低我們對他人的理解和感應能力,更別提「同理」了。參與我們通信計畫的寫信志工們,許多第一次跟我們分享他們為何要參與時,總是說「想要幫助別人」。但我總是第一時間就否定這個念頭了。「誰幫誰可還說不一定呢。」我總是這樣回答。


我們的寫信志工從高中生到60多歲的退休人士都有,從大學生、研究生到NGO工作者、上班族都有,自從開始通信以來,各自的性情和觀點,也會展現在通信內容上。有時候遇到刁鑽的質疑,也會向我們求援討論,想要恰如其份地回覆。不傷和氣也能保持自我。「培力自己,陪伴人們」,就是個互相作伴的旅程,不只是監所內的同學們和寫信志工間,也是寫信志工之間和小組之間的夥伴關係,我們學習說明自己、學習讓他人理解自己的意思和在意,學習在這個社會之中,看見別人,一起生活。


維持和社會的聯繫,提早熟悉返回社會的生活能力(尤其是辨識社會訊息和社交必須),「我是有責任的」這樣子的自我意識,是收容人返回社會後不會再犯的關鍵,也是監所作為再社會化的所在之任務。也因此,維持聯繫,就是關鍵。


我們也希望透過通信過程裡,及早發現讓同學們困擾的小問題,而無須等到很緊急的陳情信寄到時,才能開始處理。這也是小組在這幾個月密集處理陳情案件時的心得。


這次我們邀請了四位參與寫信計畫的朋友,與我們分享他們寫信的心得。同時我們也將在4月8日和13日再度舉辦培訓課程、4月22日舉辦第一次的寫信志工內部聚會。


培力自己,陪伴人們,邀請加入我們。


【加入寫信志工:https://forms.gle/4SQkWCjgmd8HhoiL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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